然而，眼前已经没了夏禹棠的影子。

戴叙白与夏禹棠一样，也觉得他极适合送赔偿金这项工作。

他并未觉得厌烦——他很想尽己所能地为他们做些事，哪怕只是言语上的安慰。

他也做好了被家属苛责的准备，至少在他看来，钱财的赔偿无法抚慰他们失去亲人的痛苦。他想着，无论如何，只要能让他们好过一些，他怎么样都可以。

找人并不难。

事发当日，夏禹棠的司机便主动找他们留下了地址。

这两天里，其中一家几乎是时刻蹲守在广仁医院门前，每逢出现一个熟悉的医护人员面孔，他们就会上前去询问。

而另一家却始终没有出现过。

戴叙白先去了从没露面的那家。

那是一个破败的小院，与其他三户人家分租的，此刻院内已处处白幡花圈，棺木似乎都被冻得发起抖来。

戴叙白一踏进院门便沉默了，早做过许多次的腹稿一个字都念不出来。

棺木前跪坐着一对夫妻，还有个十七八岁的穿着师范大学校服的女孩子正在一张张烧纸。

他们应该是听到有人来的，也或者没听到。总之，他们谁都没有反应，只机械的做着原本在做的事情。

戴叙白默默行至棺木前，先拿了三炷香点燃，认真鞠躬后把香插进香炉，才蹲到那对夫妻身旁。

“先生、太太，”戴叙白斟酌着言辞，“我是广仁医院的代表戴叙白，我来是给你们送赔偿金的。”

他说着，把一个包着大洋的白布包双手递到夫妻二人面前，“我深切地知道，钱财无法弥补丧子之痛的万一，但逝者已逝，我们还要继续活下去……如果你们还有其他要求，我们会尽力而为。”

太太缓缓抬起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