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清晨，送黄父黄母上了火车，庄超英拎着两包点心和一坛腌好的酱菜，往庄二叔家去了。

“二叔，二婶。”

推开院门时，老两口正坐在竹匾旁翻晒豆角，金黄的阳光洒在他们花白的头发上，透着股过日子的踏实劲儿。

“超英来啦！”

二婶先瞧见他，脸上堆起笑，嘴上却嗔怪，“你这孩子，来就来，总带东西干啥？省点钱给孩子们买作业本多好。”

她和二叔一辈子就三个闺女：老大67年大学毕业分到北京，如今一家在那边扎了根，一年难回一趟苏州；

老二嫁了军人，跟着去南边随军了，想见一面也难；

老三当年下乡，跟上海知青在甘肃成了家，去年小两口一起考上大学，也去了北京，看样子三两年是回不来苏州了。

家里虽有五个侄子，可也就庄超英心眼实，近一年来常惦记着来看看。

“二婶，这值不了几个钱。”

庄超英把东西往石桌上放，笑着说，“您和二叔多补补身子，我还指望二叔多帮衬着修缮房子呢！”

“你这孩子，跟你二叔还客气啥。”二婶擦了擦手上的豆角沫，往屋里喊，“老头子，超英来了，快搬个凳子出来！”

庄二叔直起腰，捶了捶后背，脸上的皱纹笑成了花：“我当是谁呢，原来是超英。昨儿我还跟你二婶念叨，说这两天得去瞅瞅你那院子，防水做得咋样了。”

“正想跟您说这事呢。”庄超英接过二叔递来的竹凳，“我岳父回常州前把防水的底子打好了，说剩下的活儿您经验足，让我多问问您的主意。”

二婶端来一碗凉茶，放在超英面前：“你岳父也是个实在人，帮你盯了快一个月，晒得黑黢黢的。”